注：一位开明的中医骨科教授余万春老先生——他在2020年已经99岁了——非常的推崇这篇文章。他对我说：这是非常棒的文章，值得收藏。科学肯定不是中医的敌人，只有在科学的帮助下，中医才能如虎添翼！

在今天，引导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道德观和精神价值的，是科学赋予我们的世界观。虽然科学事实本身不能决定价值观，但它们却能对价值观进行约束。 科学剥开了教会在客观事实上的权威外衣，质疑宗教在道德上的可信性。科学对复仇之神和神秘力量的理论进行反驳，阻止了活人献祭、猎杀女巫、信仰疗法、神判法、和迫害异端的实施。科学的事实，展示了宇宙法则的无目的性，迫使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我们的种族、和我们的星球负责。基于同样的原因，科学腰斩了所有基于神秘力量、使命感、宿命论、辩证法、民粹斗争、或救世主时代的道德和政治体系。

这是一篇对被忽视的小说家们、四面楚歌的教授们和没拿到职称的历史学家们慷概激昂的答辩：

科学家是理性和启蒙时代最伟大的思想者。

许多科学家不仅在数学、物理和生理学方面硕果累累，而且他们都是人性科学领域热切的理论家。他们是试图用神经系统的生理机制来解释思维和感情的认知神经科学家；他们是思索自然状态下的生命和“充盈于胸”的动物本能的进化心理学家；他们是记述令我们团结的道德情操、令我们激愤的自私欲望、和导致我们周密计划受挫的短视弱点的社会心理学家。

这些思想者们——笛卡尔、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莱布尼兹、康德、史密斯——都是因为在缺乏正规理论和实验数据的条件下雕琢出他们的理论而显得更加出众。彼时信息论、算法理论和博弈论尚未发明。他们也对“神经元”、“荷尔蒙”、“基因”之类的名词一无所知。在阅读这些思想者们的着作时，我经常想要穿越到过去，给他们提供一些二十一世纪大学新生的科学知识，帮助他们弥补论据中的缺陷，或者指导他们绕过障碍。如果这些浮士德们拥有现代的科学知识，那将会怎么样？他们能用这些知识创造出怎样的成果？

我们不必去幻想这些场景，因为我们正身处其中。我们拥有这些伟大的思想者和他们的继承者的成果，我们还拥有他们无法想象的科学知识。对于理解人类境况而言，这是一个非凡的时代。思维、大脑、基因、和进化的科学正在启迪着自古以来的知性问题。为了探索这些问题，人们开发出了强有力的工具，从基因工程改造的能被细微光线控制的神经元，到用“大数据”挖掘来理解概念的传播手段。

人们可能会认为，人文学科的作家们会因为源于科学的新观念百花齐放而高兴和振奋。事实却并非如此。虽然在治愈疾病、监控环境、或者打击政敌时，人们都会对科学点赞，但是，科学对人文领域的涉足却被深深地憎恶，正如运用科学理性来分析宗教问题会遭到谩骂一样。许多根本不信神的作家坚持认为科学家掺乎到这个最大问题的争论中总有那么点不合时宜。在持有这种观点的核心期刊中，会念科学经的外来和尚们经常性地被指责为决定主义、还原主义、本质主义、实证主义，其中最恶劣的是，被称为“科学主义”。过去几年中，单单在这本期刊里就有4次对科学主义的谴责，《书本论坛》、《克莱蒙特图书评论》、《赫芬顿邮报》、《国家》、《国家评论在线》、《新亚特兰蒂斯》、《纽约时报》、和《观点》等媒体也一同发起了攻击。

这些出版物的折衷立场反映出了来自两方面的憎恶。下面这段话来自历史学家杰克逊·里尔斯（Jackson Lears），是他发表在《国家》里一篇对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三本书的评论片段，可以作为左派指控的标准案例：

“实证主义假设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进化论、科学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观念的发展提供了认识论基础。这些趋势融合于优生学，即一门认为可以通过选择性地培养“健康合格的”人种，清除或消灭“非健康合格的”人种从而使人类素质得到提升并最终完美化的学说......每个学童都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灾难性的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无辜者进行规模空前的灭绝性屠杀、难以想象的毁灭性武器的涌现、以及帝国周边的小规模战争——所有这些事件，都不同程度地与科学研究在先进技术中的应用有关。”

来自右派的典型指控，则如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生物伦理顾问里昂·卡斯（Leon Kass）在2007年的一次演讲中所述：

“关于生物界和人类的科学理论和发现，本身是极受欢迎并且无害的，但它们正被强行用于对抗传统宗教和道德教化，甚至违背我们作为拥有自由和尊严的生物的自我认知。一种准宗教信仰正在我们当中兴起——我称之为“无灵魂的科学主义”——即相信我们的新生物学，能消除所有的神秘，给出对人类生命的完整解释，能纯粹地用科学解释为什么我们有思想、有爱、有创造力、有道德判断、甚至于有信仰......从不犯错。这场争辩的代价高昂：有关我们国家的道德和精神健康，有关科学的持续生命力，以及我们作为人类、作为西方子民的自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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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确实是热心的控诉者，但是，他们的指控苍白无力。

种族屠杀和战争不能归咎于科学思维模式，后者也没有威胁到我们国家的道德和精神健康。甚至可以说，在所有人类关注的领域，包括政治、艺术，还有对生命的意义、目的和道德的探求中，科学思维模式都是不可或缺的。

“科学主义”这个词的意思根本不清晰，与其说它是任何一致性原则的标签，不如说是一个蔑称。有时它被等同于某些疯狂的状态，比如“科学就是一切”，或者“科学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时它被解释为“过于简化的”、“天真的”和“世俗的”。定义上的真空，使得我可以模仿同性恋激进派对“酷儿”的炫耀，为被贬损的科学主义一词正名。

从好的角度来讲，科学主义并不是一种信念——那些被称为“科学”的职业协会里的成员都特别的睿智和高贵。正相反，科学以实践为标志，包括公开辩论、同行评议、双盲方法，这些都是明确设计出来用以规避科学家作为人类常常会犯的错误和过失的。科学主义并不是说所有的科学假设都是正确的，绝大多数新的假设都不正确，假设与反驳的循环正是科学的生命之源。科学不是一种企图占据和消灭人文学科的霸权主义驱动力，而是为人文学科的知识工具提供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可能。科学不是主张实体是唯一存在的教条。科学家自身存在于飘渺的信息媒介中，包括数学的真相、理论的逻辑，还有引导他们事业的价值观。在这个概念中，科学与哲学、理性、启蒙人文主义都有一丝关联。科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明确承诺两个理念，这个两个理念正是科学主义试图输出给其他智能生命的。

第一个理念：世界是可以认知的。

我们所经历的现象或许能被比现象本身更普适的原理所解释。而这些原理又可能被更加基础的原理解释，如此发展下去。要使我们的世界有意义，理解我们的世界，就会有一些场合下我们不得不同意“就是这样”、“这是魔法”或者“因为我是这么说了。”相信世界的可知性并不是一种蛮信，而是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事物能被科学解释而逐步自证的。比如生命的过程，在过去被归因于一种神秘的生命活力；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复杂的分子之间的物理和化学反应所驱动的。

妖魔化科学主义的人经常把可知性同一种被称为还原主义的谬误混淆。用更深层的原则去解释复杂的事物，并不意味着要抛弃事物本身的丰富性。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尝试用物理、化学、生物的语言去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反对使用1914年欧洲领袖们用以解释见解和目标的、更为清晰明了的语言。同时，一个好奇的人会合理地提问，为什么人类思想会倾向于产生这种见解和目标，包括族群制、自负感、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陷入死亡困境时产生的荣誉感。

第二个理念：知识的获得是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