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方其人存在诸多严重问题。他有着挟私报复的行为，在过往的言论争端中，常以偏激的方式回应不同意见者，偏离了理性探讨的轨道，使得学术讨论演变为个人恩怨的宣泄。在政治立场上，他表现出极右倾向，发表过一系列偏激和不当言论。

值得一提的是，方现居美国，而在国内与他在转基因议题上针锋相对的崔先生和其家人也持有美国绿卡。

这一现象表明，不能单纯依据他们的国籍或居住地来判断其言论的正确性，而应回归到科学本身，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分析转基因技术，依据科学研究和权威结论，而非受个人立场和背景左右。方在转基因问题上的科普虽有可取之处，但他个人的品行也不容忽视，需将他的科普内容与个人问题分开看待，避免因对其个人的好恶影响对转基因技术的科学判断。

此外，没有任何正规报道或可靠资料显示有这样的一个收买崔的“转基因利益集团”存在，以及他们确实实施了对崔的收买行为。在商业和科研领域，对于转基因的推广和应用是基于科学研究和市场需求，并非如崔永元所描述的存在这样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利益集团。

从逻辑上看，所谓的转基因利益集团收买崔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自2006年起，中国就已禁止从外国进口转基因种子，到2008年孟山都退出中国市场，之后便不存在外国转基因种子公司在国内进行商业推广的情况 。

目前中国境内科研院校开展的转基因研究项目，资金都来源于国务院拨款，属于公益性项目，目的是为提升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保障粮食安全，不存在追逐商业利益的所谓“利益集团”。

所以，根本没有这样的利益主体，去收买崔以达到推广转基因目的自然就是天方夜谭，这一说法毫无事实基础，更多是基于无端臆想和不实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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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崔反对转基因是为了售卖高价非转基因产品获取商业利益，我却并不这么看。

在我看来，他反对转基因主要是性格原因。

崔曾在媒体行业取得一定成就，在公众中拥有较高的影响力，可谓一呼百应。当他在转基因话题上与方发生激烈争吵时，方的言辞犀利，说话如刀子一般，让崔陷入尴尬境地，下不了台面。

据崔的朋友透露，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或许正是这次冲突，让他产生了逆反心态，从此之后，他在转基因问题上的种种言行，很大程度是为了反驳方，试图打方的脸。

这种意气之争，使得他在转基因议题的讨论中逐渐偏离科学理性，更多地被个人情绪左右，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争议。

我的一位在《上海科技报》担任主任记者的吴姓朋友，也和我持有相同观点。她曾同时采访过崔和方，与他们接触较多，对两人的行事风格与矛盾根源有深入了解，因而在这件事上有一定的发言权。

我与方之间存在一定矛盾，他曾几次公开针对我。

我的好几位朋友如今也正在和方舟子进行司法诉讼。

但即便如此，我以及我的所有朋友，包括那些起诉方的朋友们，在转基因问题上，都坚定地支持转基因技术。

这就足以表明，方个人的人品如何，与转基因的安全性毫无关联。科学事实的判定，唯一依据只能是科学证据，不会因为个人的品行操守而改变，我们应当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转基因技术，尊重科学研究成果，而非受个人恩怨或对他人主观印象的左右。

您说：

哪怕科学家已确认以往或现在并无转基因食品有害的案例，但只要未来仍存在不可知的风险，人也应有“该不该冒这风险”的选择的权利，所以，在无法确知未来如何的时候，就交给各人自己选择吃或不吃好了。

我的回答：

这些年以来，全球有无数权威科学家和科学机构，已经公开证明了转基因没有未知的风险。比如：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表示：‘转基因技术问世以来，经过了严格的安全性评价和审批程序，没有发现科学证实的危害。’

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曾说：‘从科学角度看，转基因作物经过了严格的安全性评估，没有发现比传统作物更大的风险。’

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科学院在2016年联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没有确凿证据表明目前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与传统方法培育的作物在健康风险方面存在差异。’

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的科学家们多次强调：‘经过评估的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一样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