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里九点多钟，金陵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徐永昌和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正在长安市派克大厦底层的西式酒吧里面对酌，从建筑装饰风格上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乡村式酒吧，有着低矮的木制天花板和粗糙的橡木横梁，那摇曳的烛光，温暖的啤酒，铁艺的壁炉，还有英国开发的最好的木头家具。
可是这家酒吧老板也善于制造文化拼盘，这里有一个爵士乐队在演奏着美国流行的音乐，啤酒是德国地道的鲜酿。兼容并蓄的原因是派克酒吧的业主是受过英式教育的，而现在的经营者却是几个新从欧洲移民到长安的犹太人经营的，他们其中有人来自慕尼黑。
这地方是俞大维和手下在1934年初来长安的时候发现的，兵工署聚集了一大帮子德意志留学归来砖家，他们无论专业如何，都是德国啤酒的铁粉，而派克大厦的这个酒吧，竟然有从德意志进口的全套酿酒设备，真是大大满足了这帮德粉的胃口。于是从此，兵工署就和派克大厦的长安派克酒店签署了长期协议，这帮德粉们每次到西北出公差就住在这里，这次也不例外，今天他们刚从酒泉回到长安，又入住了派克酒店。
晚饭后俞大维拉着老派的华夏国绅士徐永昌来酒吧里过一把洋荤。
1932年5月，长安派克饭店由四行储蓄会出资建造，设计师是匈牙利著名建筑师邬达克，承建是西北陶馥记营造厂。派克饭店外形类似1920年代美国国国摩天大楼，外立面采用直线条，是现代派表现主义风格与装饰艺术派风格混搭风。建筑共24层，其中地下两层，地面以上22层。在第一、二、三层和14层以巨型圆角玻璃镶贴，显示出强烈的通透感和现代感，这种玻璃幕墙在当时尚无先例。其它楼层采用国产花岗岩及釉面砖作为大楼的外墙贴面。长安派克饭店与1934年12月在上海落成的国际饭店如出一辙，共同分享远东第一高楼的名号。
这一次金陵金陵政府派这二位军事委员会的大员率代表团来访，目的是了解西北的军事、兵工实力，洽谈在未来可能的反侵略战争中，西北边防军与中央军的协调配合计划，也考虑国防工业可能的整合方法。为此，代表团人选之安排也是煞费苦心的，既有刘琨当年进军西北时期的合作伙伴、军界元老徐永昌，也有***绝对信任的同乡、军事高参林蔚，还有少壮有为的俞大维等。
对于金陵政府而言，西北边区即使以习惯了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局面的民国风情而度量，也是够神秘够独特，尤其是西北的军事军工实力，可以说完全是个黑盒子。
西北边区是由刘琨遵照民党前领袖孙逸仙遗嘱，带领黄埔军校教导旅，联合北方的革命势力，组建了建国北伐先遣军，经过一年多奋战后，统一西北而建立的。民党自从北伐后，多年陷入了常、汪、粤、桂各派的内斗，西北边区从不参与其中，只是自己埋头搞建设，对于各失利的派别，也都是善意提供避难所。因此无论哪派掌握实权，都对西北的自治状态默认。
更何况从法理上讲，刘琨主政西北是民党前领袖遗嘱所确定，从人情上讲，各派都欠刘琨的，尤其是***，别的不提，刘琨算是他姻亲，还在***还是蒋志清的时候为他挡了一枪。从实力上讲，西北边防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与苏联是同盟关系，故此金陵政府一直满足于作西北边区表面上的中央，而不去计较西北实际上的独立。
西北边区自己呢，自从1924年起，一直奉行广积粮搞工业不内战的政策，虽然全民全军都进行了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核心价值教育，但是各项抗日战争准备工作都是低调进行的，这是为了不让日本军方对西北产生警惕。1937年前，西北边防区政府的对外（区外包括金陵政府和其他军阀及世界各国）政策可以总结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刘琨很清楚金陵金陵政府那边鱼龙混杂，日本的走狗间谍众多，只要是涉及能源、军工等方面的敏感信息，都是对金陵严格保密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西北的玉门油田，虽然很早就发现了大量石油储备，从1930年代起，基本上垄断了国内的汽柴煤油市场，可是在西北给金陵政府实业部的能源上报统计上，居然无耻地写着年产不到一万吨的原油产量，这简直是把全世界当猴耍，尤其引起了日本帝国情报机关的愤怒。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后来日本人发现很多以美国国石油制成品名义卖给他们的高标号汽油居然是西北石化产品，但这已经是三十年代中后期的发现了，对于日本军方而言，想要采取任何压制西北发展的措施已经太迟。
西北边区的情报安全工作是十分到位的，边区很早就实行了居住证制度，一切区外的华夏民国公民和外籍人士要进入边区必须持有边区认可的机构颁发的边防证，形同异国签证。虽然此举遭到了边区内外媒体一致诟病，但是西北军政公署却借口赈灾和社会福利必需，强制推行。边防证制度实行多年后，才逐渐显露出它的真实目的：日本公民发现这事儿很不对头，他们几乎总是被以种种借口拒绝签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往往被使用最多的借口是西北风沙太大，导致多种流行病，为了日本公民身体健康，不得不拒签。这活说得，好像西北的病菌专门入侵日本人身体似的。看着每年大量前往西北赚钱做生意的美国国和欧罗巴人，日本人莫名愤怒。
总之，在这些措施下，金陵政府对西北的军事、经济情况不甚了解，但是张杨兵变之事后，***迅速转向了对日强硬路线，华夏与日本的战争一触即发，面对新的形势，西北军政公署决定改弦更张，公开表明支持抗日的态度，并开始与金陵中央政府全面展开抗战的准备工作。现在华北形势紧张，金陵政府在面临着日本入侵危险的时候，终于望向了西北，想寻求抗战的伙伴，于是刘琨长官下令为金陵政府的军事军工考察提供各方面协助。西北军政副长官邓瑜此时也是甘省省长，由他主陪。陈常捷现在是西北边防军的训练总监，这次他没有去庐山培训，而是与炮兵总监李兴中一起，一起陪同徐永昌们，对西北边防军的战备情况做了详细了解，走访了训练基地、军马场、炮兵学校等战备设施，还观看了一个步兵团的进攻防御演习。
为了满足俞大维署长的强烈要求，邓瑜、李兴中、陈常捷这次带着徐永昌、俞大维率领的金陵军事军工考察团参观了西北第一、第二机械工厂，这是西北边防区为抗战准备的核心兵工企业。该企业由西北开发集团公司下属的西北机械公司投资。西北边区为抗战的工业准备全面有序的，有着完整的配套，一切的工作都是根据西北边区开发设计委员会的长期规划而实行的。
可是西北边区的金融政策则完全不一样，是向农业水利、兴办实业倾斜的。西北发展银行得到了海外爱国侨民财团的支持，从美国国和欧洲调来了大量外汇资金，以此为杠杆，撬动华夏国内的金融资本大量流入西北的工农业建设中去。比如西北的水利建设，就由西北发展银行提供了大量贷款，而且由其出面担保，由西北农业合作社为借贷主体，向全国发行西北农业债，筹集资金，为水利、农机、化肥方面的建设提供资金。西北的铁路、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等的重大建设，也都以债券、股权投资等形式进行融资。
由于西北的各项建设是纯商业化运作，资源独特，项目获利丰厚（以铁路为例，二五计划期间西北铁路营业额持续攀升。），作为担保方的西北发展银行或者西北其他融资平台资产资产丰厚，华夏民国的各银行对西北的债券等金融产品趋之若鹜，北四行就购买了大量的西北电力债、邮电债，这还嫌不过瘾，又斥资在西北开始买地，开发起房地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