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上任，若不拜会这些士绅世家，政令便寸步难行；卫所将领需靠他们供给粮草，甚至要将屯田佃给士绅收租；连南京六部的官员，也多是江南士子出身，遇事往往先顾着“乡党情谊”。

因此，在江南士绅看来，他们早已是能与朝廷中枢分庭抗礼的庞然大物。他们自信地认为，即便是皇帝，面对这“铁板一块”的江南利益集团，也需投鼠忌器。

毕竟，强如当年的永乐皇帝，对江南士族亦多以怀柔为主。而在他们看来，龙椅上那位登基不过月余的年轻天子，言辞再激烈，只要尚存理智，就绝不敢轻易触动他们的根本。

正因如此，纵然朝廷的新政政令一再下发，在南直隶官员的消极应对和士绅的暗示施压下，也几乎寸步难行。

这也是朱由校决心派遣魏忠贤南下的根本原因：江南，需要一场场血的洗礼，数百年的特权与优待，已让这些士绅对皇权产生了根深蒂固的轻视。

而南直隶总兵崔旭东虽然带兵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是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明显还是有些力不从心。

可实际上江南表面的富庶下，早已是“烈火烹油”的局面。两百余年承平，人口滋生，而土地兼并犹如贪婪的饕餮，从未止息。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并非古籍上的慨叹，而是江南日益尖锐的现实。

财富通过科举特权、投献避税等方式，源源不断地向少数官绅巨室集中，而沉重的赋役则层层转嫁到日益困苦的自耕农与佃户身上，一年劳作，交租后几乎所剩无几，遇上灾年更是卖儿鬻女。

地方官虽看在眼里，却要么收了士绅的好处，同流合污，要么怕引火烧身，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久而久之，百姓怨声载道，流民渐多，只是被江南的繁华表象掩盖，未酿成大乱罢了。

然而，这丝毫未能影响士绅老爷们的享乐。